石家廟

石家河遺址博物館盛大開館后，線上線下都很熱鬧。遺址博物館人氣拉滿，持續火爆；網上關于石家河的文章漫山遍野，鋪天蓋地。但筆者發現有的文章把遺址和文化混為一談，以為石家河遺址就是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就是石家河遺址；有的文章把考古學文化視為一般意義的文化，不知道考古學文化是一個專業概念，只是考古學家對某一類遺存的一種標注。有些專家學者各執己見，各說各話，表述不一，讓非專業人士看不明白。普及一下考古學文化常識似乎很有必要。

?????一、考古學文化是一個專業概念

考古學文化的概念最早由英籍考古學家柴爾德提出，他在1929年《史前的多瑙河》中提出：考古學文化是一群反復共生的物質遺存（如陶器、工具、葬俗、建筑），代表一個特定的、有共同生活方式的古代社會群體（可能是部落、民族或文化共同體）。他對考古學文化定義的目的旨在通過對物質遺存的分析確定不同社會群體。百度考古學文化，給出的定義是：考古學文化是考古學研究的核心概念，指在特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物質文化遺存的集合。它通常以一組典型的器物組合（如陶器、石器、生產工具）和遺跡現象（如建筑、墓葬）為代表，用以識別和界定史前或歷史時期的某一特定人類共同體。

考古學文化強調的核心是遺存的共同特征。由于新石器時代考古學遺存主要是陶器，所以其考古學文化命名主要是看陶器，特別是陶器組合。如我國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它被稱為彩陶文化，花瓣紋、幾何紋、人面魚紋是其彩陶鮮明的特色，小口尖底瓶是其最典型器物。龍山文化則以磨光黑陶為特征，被稱為黑陶文化，磨光黑陶高柄杯是其中最典型的器物。

考古學文化是有年代范圍的。史前陶器器型和制作工藝都是變化的，陶器特征變化了，考古學家就會再命名一個新的文化，所以每一支考古學文化都是有年代范圍的。如仰韶文化的年代在距今7000年－5000年左右；長江中游的彭頭山文化年代在距今9400年－8000年左右，城背溪文化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左右，大溪文化在距今6400－5300年左右。有時候，考古學文化就像歷史時期的朝代一樣，只是給人們提供一個年代信息。如大溪文化時期，屈家嶺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晚期，看到這樣的表述，人們會很自然地對應它的大致年代。時間跨度長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家還會根據其間的變化進行分期。

一個遺址可能只有一種考古學文化，也可能有幾種考古學文化。有些考古學文化干脆就以某個遺址的某一期來命名。如皂市下層文化、大地灣一期文化、后崗一期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王灣三期文化等。就是說那個遺址只有那一期遺存是這個文化，其他期遺存則屬于別的文化。

考古學文化也是有一定區域范圍的。考古學文化是一個集群，是一個區域內同一類性質遺存的共同“名字”，而不只屬于某個單個遺址。如仰韶文化，分布范圍包括河南、陜西、山西、甘肅、河北的南部、湖北西北部及內蒙、寧夏的河套地區。分布范圍大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家往往會根據這一文化在不同地區的差異劃分出幾個類型。如石家河文化，就有漢東的石家河類型、鄂北的西花園類型、江漢平原西部的季家湖－石板巷子類型、洞庭湖區的劃城崗類型、鄂西北和南陽盆地的清龍泉類型、鄂東的易家山類型、幕埠山地區的堯家林類型。

考古學文化原則上以第一個發現的典型遺址的小地名命名。仰韶文化因首次發現于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而命名，龍山文化因首次發現于山東歷城縣龍山鎮（城子崖）而命名。即使后來發現的遺址比首個遺址更典型、年代更早也不例外。如大溪文化，因最早發現于巫山縣大溪村而得名，后來在江漢平原西部和湖南澧陽平原都發現比大溪遺址更豐富、更早的大溪文化遺存。原來，大溪文化的中心在江漢平原西部，大溪遺址只是大溪文化分布范圍西部的一個遺址點，主要是中晚期文化遺存。但仍然繼續沿用大溪文化的名稱。所以，叫什么文化既不是說只有那個地方有那種文化，也不表示那個地方的那種文化遺存最豐富、最有代表性。

考古學文化是考古學家根據客觀遺存作出的主觀判定。相同是相對的，不同的考古學者的認識、理解和個人偏好是不一樣的，因而考古學文化命名并不統一。如仰韶文化，就有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西陰文化、后崗一期文化、大河村文化等等，可謂五花八門。有的學者干脆稱之為仰韶時代。年代劃分也有差別。碳十四測年是相對的，測年的標本不同，結果也會不同，如屈家嶺文化的年代上限，就有距今5300年、5200年、5100年、5000年等多種表述，下線也有距今5100年、5000年兩種表述。再如龍山文化的年代，過去為距今4600－4000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新測年后，有些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后移了200－300年，龍山文化劃定在距今4300年－3800年。與夏朝的年代基本對應。過去說石家河文化有較多中原龍山文化因素，現在石家河文化年代比龍山文化要早，在河南駐馬店楊莊等遺址，也確實是龍山文化疊壓在石家河文化之上。中原龍山文化影響的只能是后石家河文化。

圖1：紅陶杯，新石器時代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200年），天門石家河遺址三房灣出土，天門市博物館藏。

圖2：刻劃符號陶缸，新石器時代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200年），天門石家河遺址印信臺出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圖3：陶筒形器，新石器時代屈家嶺文化（距今5100－4500年），天門石家河遺址鄧家灣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圖4：羽冠持鉞人像陶罐，距今約4500年，天門石家河肖家屋脊出土，湖北考古博物館藏。

圖5：陶豆，油子嶺文化（距今5900－5100年），天門石家河龍嘴遺址出土。

圖6：帶蓋陶鼎，油子嶺文化（距今5900－5100年），天門石家河龍嘴遺址出土。

二、石家河遺址考古學文化序列與命名過程

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由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省考古所和荊州地區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隊，對石家河遺址進行了全面調查，并在肖家屋脊、譚家嶺、鄧家灣進行了持續幾年的發掘，初步厘清了石家河遺址文化面貌。后來出版的幾部考古報告統一將石家河遺址文化層分為8期，分別劃入三支考古學文化，一、二、三期為大溪文化油子嶺類型，四、五期為屈家嶺文化，六、七、八為石家河文化。這樣延續2000多年的石家河遺址就被考古學分解為三大段，分別歸入三支不同考古學文化。進入新世紀后，石家河遺址考古又有新發現，學界也有新認識，現在將原來的大溪文化油子嶺類型單獨命名，將原來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單獨命名，變成了四支文化，即：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

這四支考古學文化，屈家嶺文化命名最早。1954年冬，為配合石龍過江水庫建設，湖北省文管會組織對水庫庫區和干渠沿線進行考古調查，發現大量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尤以天門石家河鎮北東、西兩河之間和京山屈家嶺分布最密集。第二年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張云鵬帶隊對水庫干渠需要經過的屈家嶺、羅家柏嶺，三房灣、貫平堰、石板沖五處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1956年、1957年又進行了補充發掘。1959年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安志敏開始在發言和文稿中提出屈家嶺文化。1965年，張云鵬先生編寫的《京山屈家嶺》考古學報告出版，屈家嶺文化正式命名。報告將屈家嶺遺址文化層分為早、晚二期，晚期又分晚一、晚二兩段，全部作為屈家嶺文化。后來一些學者認為屈家嶺遺址早、晚兩期差別太大，主張只把晚期作為屈家嶺文化。現在一般也只把考古報告中的晚期作為屈家嶺文化。羅家柏嶺、貫平堰、三房灣、石板沖的考古資料整理當時因故中斷，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由張云鵬先生夫人、著名考古學家王勁整理發表。四處遺址都位于石家河遺址南城墻的外邊，并不在石家河遺址的中心地帶，也發現有屈家嶺文化晚期遺存，但遺存主體是疊壓在屈家嶺文化之上的、后來被命名為石家河文化的一類遺存。屈家嶺文化因京山屈家嶺遺址是首個發現的典型遺址而以“屈家嶺”這個小地名命名，石家河這幾處遺址的發掘證明屈家嶺文化一類遺存遠不止屈家嶺遺址一處，考古隊當時還在東河和西河之間調查發現了20多處新石器文化遺址，對于比較認識屈家嶺遺存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實上，屈家嶺文化遺存最豐富、最典型的遺址是譚家嶺和鄧家灣，如果石家河遺址當時的發掘地點是在譚家嶺和鄧家灣，那可能就不叫“屈家嶺文化”了。可見，考古學文化的命名也是偶然的。

屈家嶺文化以黑陶、灰陶為主，標志性器物是雙腹鼎、雙腹碗、雙腹豆、蛋殼彩陶杯、彩陶壺、彩陶紡輪等。其蛋殼彩陶杯在同時期文化中絕無僅有。有學者認為出現雙腹器就表示進入了屈家嶺文化時期。屈家嶺文化是一支強勢的文化，它以石家河古城為都邑，不僅進一步統一了長江中游文化，而且沿漢水北上到達南陽盆地，又沿淮河向東發展。其分布范圍北到豫西南，南到洞庭湖沿線，東到大別山南麓，西到峽江，比現在的湖北省面積還要大。屈家嶺文化的年代，過去一般曾表述為距今5300－4600年。近年來略有收緊，一般表述距今5100－4500年。

相比屈家嶺文化的命名，石家河文化的命名要復雜得多。1955年在石家河遺址群發現疊壓在屈家嶺文化上的這類遺存后，以后又在鄖縣清龍泉、松滋桂花樹，蘄春易家山等遺址陸續發現此類遺存，對于這類遺存，有學者稱“湖北龍山文化”，有學者干脆用自己發現的地方命名，如“清龍泉三期文化”、“桂花樹三期文化”、“季家湖文化”、“易家山文化”，直到20世紀80年代，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一錘定音，石家河文化得以命名。石家河文化形成的標志就是屈家嶺文化標志性器物雙腹器消失，出現海岱地區的袋足器－陶鬶。它的陶色雖然以灰陶為主，但灰色變淺，紅陶比例逐步增多。其典型器物有厚胎紅陶杯、寬扁足側裝鼎、細頸鬶、套缸、紅陶塑、盆形甑、刻槽盆、擂缽等。20世紀80年代聯合考古隊根據碳十四測年，將石家河文化年代劃定在距今約4600－4000年，分早、中、晚三期，當時也注意到，石家河文化第三期（晚期）同其早、中期差別很大，考古報告明確表述“比屈家嶺文化晚期同石家河文化一、二期的差別還大”。后來有些學者主張將原來的石家河文化第三期（晚期）單獨命名，但叫什么文化并沒有形成共識。表述最多的是“后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同屈家嶺文化年代一樣，現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年代也略有收緊，劃定在距今約4500年－4200年。原石家河文化第三期（晚期）單獨命名后，年代定在距今約4200－3800年。

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圍比屈家嶺文化分布范圍稍大，主要在湖北東部和東南部、湖南東北部、河南南部有所拓展。西至三峽，北達河南南部，東抵大別山西麓和幕埠山地區，南到洞庭湖沿岸。

如前所述，有學者主張將《京山屈家嶺》考古報告中的早期從屈家嶺文化中分離出來。1985年，荊州博物館對緊鄰石家河遺址的京山錢場村油子嶺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了比屈家嶺早期更早的遺存，以后又在天門龍嘴、譚家嶺，鐘祥六合等遺址發現了這類遺存。這類遺存既有長江中游大溪文化因素，又有別于大溪文化。是作為大溪文化的一個類型（油子嶺類型），還是單獨命名，一直有爭議。現在已普遍接受單獨命名。油子嶺文化因首次發現于京山油子嶺遺址而命名，事實上，油子嶺遺址只有油子嶺文化早期遺存，遠不如天門龍嘴遺址和譚家嶺遺址豐富。油子嶺文化年代距今5900年－5100年，早期主要分布在石家河地區和臨近的京山錢場地區，其中心則是天門龍嘴古城。其后，中心移到譚家嶺，建設了譚家嶺古城。油子嶺文化沿古云夢澤北岸向東發展，到達大別山南麓，向北發展到達隨棗走廊，晚期整合大溪文化，統一了江漢平原西部和洞庭湖北部。油子嶺文化早期以紅陶、紅衣陶為主，隨后黑陶增多，晚期以黑陶、磨光黑陶為主，典型器物有罐形小鼎、簋（圈足罐）、曲腹杯、附杯圈足盤、高柄豆、彩陶碗、彩陶帶耳杯等。

由此可見，石家河文化命名是幾經曲折，最后實至名歸。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雖然沒有用“石家河”命名，但與石家河遺址的考古發現有很大關聯，無論是油子嶺文化，還是屈家嶺文化，其文化中心和根基都在石家河遺址。石家河遺址的三支文化遺存是疊壓關系，發展軌跡清晰，中間沒有缺環，三支文化一脈相承。屈家嶺文化由油子嶺文化演變而來，屈家嶺文化又是石家河文化的源頭。它們的差別主要是陶器組合發生了較大變化，考古學家通過貼上不同“標簽”以示區別，如果都叫石家河文化，那也就無法區別了。至于石家河晚期（后石家河文化），是本土文化還是外來文化并無定論。

圖7：透雕玉佩，新石器時代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3800年），天門石家河遺址譚家嶺8號甕棺出土，天門市博物館藏。

圖8：玉團鳳，新石器時代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3800年），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羅家柏嶺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透雕于圓形玉片之上，器身一面較平，一面微微隆起，兩面均浮雕相同的鳳紋。鳳整體團為首尾相銜的環狀，圓目，尖喙，頂有披羽，短翅收合于身側，爪收于腹下，翅上雕刻四條＂S＂形陽線表示羽毛，尾羽大且長，分為兩股，末端尖細，尾羽上飾凸起的羽翎紋。尾羽上端有一單向穿孔。玉團鳳造型飄逸秀美、工藝精湛，被譽為“中華第一鳳”，是中國古代鳳鳥信仰與藝術的源頭。

圖9：連體雙人頭像玉玦，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時期（距今約4200年至3700年），天門石家河譚家嶺遺址出土。

圖10：鷹形紋玉圓牌，新石器時代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3800年），天門石家河譚家嶺8號甕棺出土，天門市博物館藏。

三、石家河遺址石家河文化時期的發展成就

石家河文化只是石家河遺址二千多年歷史長河中后面的幾百年，但這幾百年正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時期，石家河人將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發揚光大，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為中華文明起源作出了重要貢獻。因為很多資料并沒有把石家河文化晚期分離出來單獨表述，也為了使石家河文化更厚重，我們將石家河文化晚期繼續納入石家河文化范圍討論。

（一）人口爆炸式增長。如果說屈家嶺文化時期最大的特點是開疆拓土的話，那么石家河文化時期最大的特點則是休養生息。據調查，石家河遺址及周邊地區，屈家嶺文化遺址有22處，石家河文化遺址多達63處，城內從鄧家灣、譚家嶺到黃金嶺、蓄樹嶺一帶，紅燒土幾乎連成一片，都是房屋遺跡，尤以石家河文化早期遺存最豐富。有學者推斷當時城內居民在3－5萬人。石家河文化時期，其他地區遺址數量也增長很快。洞庭湖區發現屈家嶺文化遺址120個左右，石家河文化遺址則超過500個，分布范圍，從西岸、北岸向東面的岳陽、益陽擴展。在河南，石家河文化則繼續從豫西沿淮河向東發展，到達駐馬店、信陽地區，與鄂東連成一片。

（二）古城和水利系統更加完善。城市是國家的象征，巨大的工程建設背后是強大的組織力和國家暴力，還有強有力的后勤保障能力。石家河古城最新考古確認總面積約348.5萬平方米，為同時期全國最大的古城。石家河古城（大城）和大型水利系統始建于屈家嶺文化晚期，配套完善和維護使用則主要在石家河文化時期。外郭城各遺址點主要是石家河文化堆積，屈家嶺文化堆積較少。石家河文化時期人口的大量增加對水的需求同樣會大量增加，其水利設施必然要有相應的大改善。

(三）社會生產力大發展。人口的快速增長反映的是土地承載能力的大提高，即作物（主要是水稻）產量的大增產。石家河文化陶塑動物以豬、狗、羊、雞最多，反映可能已實現家養。早期的陶塑狗吻部較長，耳較小；雞的頸部較短，雄雞的冠不見鋸齒形花邊，到第二期形態已與現代無異，可以見其進化過程是在石家河文化時期。早期陶塑只有綿羊，山羊都在第二期出現，是否表示山羊是后來才有的？豬還被用來陪葬或祭祀，表示已經較多了。石家河文化箭鏃呈棱形，遠比屈家嶺文化時期的柳葉形鋒利，表明其狩獵技術也有提升。農業的發展也讓一部分人得以分離出來，專門從事加工業，手工業生產出現作坊化、專業化。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陶器確實不如屈家嶺文化時期陶器精美，但講究實用和效率，陶器的應用范圍更廣。普遍采用快輪制陶，能制作大件陶器，有的缸和甕高近1米，出現食物加工類陶器如擂缽、刻槽盆、陶臼，硬度要求會更高。沒有陶窯的技術革新，不是專業陶工，都是做不出來的。三房灣紅陶杯作坊、鄧家灣陶塑作坊說明一個作坊可能往往只生產某一種產品，可見其社會分工已經相當細密。玉石器生產也出現專業化，在羅家柏嶺和嚴家山都發現大量石器毛坯和玉器廢料，發掘者推斷都是玉石器加工場。在鄧家灣、羅家柏嶺和肖家屋脊都發現小件銅器和孔雀石及爐渣，說明銅器的冶煉和使用已經開始。有學者推斷石家河玉器加工可能使用了金屬坨，很細很深的鉆孔也只有金屬鉆頭才能完成。房屋建筑也有進步，出現了土坯磚。

（四）文化藝術發展達到新高峰。屈家嶺文化時期的文化藝術主要表現在實用陶器的制作工藝和裝飾藝術上，蛋殼彩陶杯和彩陶紡輪最具藝術特色。石家河文化時期的陶塑和玉器不僅是專門的藝術品，還是具有豐富思想內涵的祭祀用品。陶塑寫實與夸張并用，努力表現被塑造對象的動態和神情，其豐富多彩的藝術造型在我國原始文化藝術中獨樹一幟。石家河文化玉器更是達到原始文化藝術的頂峰，無論是表現形式，還是思想內涵，均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紅套缸上的刻畫符號，是象形文字的雛形，在全國史前遺址中也不多見。在三房灣和貫平堰兩處遺址都出土了陶鈴，在肖家屋脊遺址出土了陶鼓，三房灣遺址與陶鈴同時出土的還有8件喇叭形管狀器。鄧家灣陶塑人偶中有一種舞蹈偶，這類人偶或跨腿站立，舉腿起步，或雙臂微曲似隨樂擺動呈現歡快舞蹈或進行狀。這些不僅是原始的音樂、舞蹈開始起步的明證，也是祭祀與禮樂制度的重要見證。

（五）社會復雜化加劇。貧富差別拉大。屈家嶺文化時期墓葬隨葬器物差別較小，石家河文化時期差距很大。同一墓區，有的墓葬空無一物，個別墓葬隨葬陶器100余件，有的墓還隨葬象征權力的石鉞。鄧家灣一十歲左右的小孩墓，隨葬陶器50多件，還殉葬了一個人頭。顯然是因為出身顯貴，受父輩的蔭庇。譚家嶺五座甕棺出土玉器240余件，其中W9出土63件。不知要帶走制玉工匠多少心血和汗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的遺跡出現更多，規模更大，鄧家灣、肖家屋脊都出土套缸祭祀遺存。出現了印信臺這樣的超大型祭祀場所，里面除了長長的套缸，還有扣碗、人祭等現象。其場面遠比屈家嶺文化乳釘管狀器＋四耳器的陶祖崇拜壯觀。肖家屋脊出土的一中口罐上刻劃了一個手持石鉞，頭戴羽冠的人像，有人推斷是絕地天通的王。玉器人像和陶塑人像反映的也不是普通的人，而是能夠與上天溝通的神人。

（六）對外交流融合進一步增強。

石家河文化在屈家嶺文化基礎上吸收外部文化而形成，其后外來因素逐步增多，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后石家河文化），其文化面貌與河南嵩山以南同時期文化已相當接近，有人甚至主張將石家河文化晚期作為中原王灣三期文化的一個類型。影響是相互的，王灣三期文化也出現較多石家河文化風格的陶器，出現了隨葬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甕棺葬。禹州瓦店遺址基因檢測表明，瓦店龍山文化晚期人群本地仰韶文化基因占百分之九十，古南方人群基因約占百分之十，提示有長江中游人群進入。碳同位素檢測表明，有部分個體尤其是隨葬石家河風格玉器的甕棺葬者，以C3食物為主食，顯示長期食用水稻的飲食習慣，區別于本地粟作（C4）人群。由此可見天門人走四方從4000年前就開始了。石家河風格玉器傳播更遠，在陜西石峁遺址、山西陶寺遺址都有發現。石家河文化對長江下游影響也變大。皖西南這時候是張四墩文化，有較多的石家河文化因素。長江上游的寶墩文化，一般認為是屈家嶺－石家河文化越過三峽與沿岷江南下的馬家窯文化在成都平原融合形成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稻作、筑城和圈足禮器對寶墩文化產生較大影響。石家河文化玉器，更是對長江上游文化產生深遠影響，一直影響到千年之后的三星堆文化。可見，石家河文化深度參與了中華文明形成全過程，推動了中原文明中心的形成，最后融入了中華文明。